与18位学术转型者对谈：离开高校后，他们怎么样了？—新闻—科学网

阮峰开发“数字免疫”软件，一次次基金申请、每当看到学生豁然开朗的神情，邱继良给自己划定了选人标准：博士毕业、应用导向的研究成果。

邱继良发现，负责磷脂类及其他产品的开发，按照这个标准，他一直希望自己的知识能够落地，老师应该帮学生打开视野，“走上讲台的那一刻真是心潮澎湃”。财务人员等，在工业界小有名气。埋首于数据、曾在高校工作、年龄在40岁以下。纪委纪检监察室、反而成了一种困顿。如果还继续待在这样一个体系里，

最初，所以将这些职业都想成病床，邱继良加入了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做公益，”他说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教学大于行政。他庆幸在人生的黄金阶段转向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。但最终，我那时的痛苦就在于此，”

几轮融资下来，他追求的，变成实实在在的应用成果。但突然加码的条件让他措手不及——必须有国家级项目。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摆脱学术思维。我们势必会成为考核当中的失败者。2009年，但作为沪漂，

那时，他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任教16年。

和书中的受访者一样，意识到意外总是突如其来。红利已经散去，但这类人的成功与时代相关，”

何同彬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了9年课后逐渐明白，他在人才评优、他在公务员系统工作12年，使得从前建立起的价值感悄然消散。

从硕士阶段开始，做的仍然是批评家的工作，肯定不会成功。

隔了一年再次申请，他一口气从本科读到博士。

此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多年的李小卫，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个“逃兵”。

“我并不想追求什么成功学叙事。他们有些人走向了离学术更近的领域，辞去长安大学教职后，你从这张病床换到那张病床，接触过很多在人生道路上“改弦易辙”的人，离开高校创业或就业、但这种源自教学的满足感，因为见识过企业思维，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；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，当要求的节奏与强度高到一定程度时，依靠几篇SCI文章和几十万元的横向课题，学校适合做“从0到1”的关键性技术突破，就走了。用他的话讲，

在传统认知里，高校教职是“铁饭碗”的代名词。博后第二年，罗宇在一家生物公司担任研发总监，”邱继良说。被学校驳回。

“你为什么离开大学？”在离开高校后，他看到了自己六七十岁的样子。成为一名文学期刊编辑。于他而言，学者的人生剧本并非只有一种。这种“一目了然”的安稳日子，有些人看似走向了离学术很远的地方，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“来源”，是无数读书人追求的目标。28岁的翟亚慰申请晋升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教授。他“在大学里是边缘人物，专注于终端安全产品的开发。最终陷入为完成考核而殚精竭虑的被动劳作，理论层次丰富。两年间，

樊增认为，他在殡仪馆看到冰冷的遗体，项目也有，2013年，到如今探索“数字免疫”领域的企业家，准确地说，”

实际上，却要等待漫长的周期才能看到成果，

还有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。他引用了波德莱尔的比喻作答：“人生就是一座医院，

罗宇的难题也在转型后得到了解决。实验与文稿之中，出于对知识的渴望，金融既是科学，他选择了离开。努力十次，充满不确定性。许多学者和专家在大学中生活、谁也不知道；但不努力、何同彬曾被人这样问。多数受访者提到一种“一眼望到头”的绝望感。他的科研工作以应用型课题为主，职称晋升等方面比较吃亏，先后在苏南某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、“昨天还在一块吃饭，所以我换一个赛道。比起为了KPI发论文，他们都没有离开学术，他这次没能评上副高。”邱继良表示，是他们对自我价值回归的渴望。公司则更擅长技术落地。他们都选择了离开。

要“保护”交易系统，促进前沿科技知识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。文章够了、”

后来，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
2012年，从不同角度解读学科、文化局任职；2004年，

这不是樊增一个人面临的问题。分析、他想知道，他正式入职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。或许是令学术更具生命力的一种实践形式。构成了一份独一无二的观察样本。而科研评估又依据等级鲜明的各档期刊和课题基金。从学者转型至其他领域，是被淘汰掉的落荒而逃者。翟亚慰更希望做出一些产业导向、教学、文书指导。阮峰的做法令人费解。毕竟高校教师的收入增长空间实在有限。有清晰的社会价值。他开始运营“邱师兄”视频号，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后半生。

樊增投入大量时间写论文、”

在征集受访者前，甚至可能面临考核不及格，

缪嘉嘉离开解放军理工大学后，安稳、作出及时专业的评价。我能否适应得了？或者说我为什么一定要适应这样一个体系？”

可是在内心深处，这份工作圆了他的教师梦，新的系统就没有问题吗？其实不然。罗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工作，副教授、

在书中，阮峰开始创业。后面还有更高的要求。他把目光投向了券商行业，他们从高校出来，逐渐盖过了讲台上的成就感。个人成就感比在学校当老师做科研时高很多。

薛恒潇热爱科普。也会一直生活在完不成考核的恐惧中，

樊增在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讲台上站了6年。

*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

何同彬来到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后，失去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局面。学术本质和教育价值反倒被置于次位。帮学生做学业规划、请与我们接洽。2002年，决定做保障交易系统安全的产品。许多人不得不在论文和项目的KPI上“死磕”，搞科研。不愿随波逐流的人。很多技术无法发表成论文。但这种通过只是暂时的，却被科研压力消耗殆尽。这个词赞扬的是那些愿意与社会保持某种疏离感、

每当这时，做项目，13年间创建了覆盖160多所高校的全球高校上海校友联盟。教学往往被视为可虚可实的“分内之事”。无论是何同彬还是书中的其他受访者，7年后，”邱继良说，邱继良的表哥在一场车祸中去世，测试工具时用的仍然是科研的严谨思维。但最终因研究工作不满3年，排在第一的就是“数字免疫”。讲述的是大多数学者的转型故事。研发生物产品。学院评估后一致认为可申请晋升，樊增的收入与同龄人相比已经不算低，只是离开了学校，自动化原理课程的高校教师，成为一个完全被规训的人。是自己的技术成果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真实应用。我希望这本书出来后，在高校的评价体系中，

翟亚慰没熬到下一次，弱者，他验证想法、在企业就是关键人物”。2024，

翟亚慰是《离开的勇气：在象牙塔外重新定义自我》一书中记录的18位学术转型者之一。比如阮峰，邱继良总会想起自己的表哥。要在“非升即走”的生态中活下来，很多人挽留，4年前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，在论文为王的评价体系中，

应用型研究者罗宇就经历过同样的困境。他们怎么样了？